客观而论，这种艺术审美提出，有着深化社会和人文布景。一是针对统治阶级礼乐准则欺骗性而言。春秋秦汉社会礼乐隆兴，繁文缛节，故意仰仗伎器巧具以捉弄众生蛊惑人心，为此，道家认为礼乐违道失真，虽有耀眼外表却无实质内容，于世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主张顺其天然才是人世大路，只需不事矫饰才是人世至美。《老子》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正是对这种社会局势的反叛。二是针对猛进有为的消沉成分而言。入世担任、有所作为是世人广泛浮光掠影的志向，但魏晋士人却认此为无聊不堪，过火夸张其弊其害，更深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出于某种心思安慰和自我脱节之需求。《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人问名士殷浩“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他答说：“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此言当时广为流播，其心态昭然若揭。三是针对传统偶像的标榜与崇拜而言。氏族宗法血亲长时刻接连，使得民族构成剧烈“偶像”知道，在汗牛充栋典籍中充满着对圣王先贤赏识之辞，这种知道在书法中亦表现超卓，“相见只言秦汉事”，对秦汉书法家极点推重和向往。而在魏晋，跟着自我知道高扬，许多名士产生“看透偶像”心态，掀起否定和推翻传统偶像思潮，因此推重天然、赞誉天成便成为异口同声。王羲之《自论书》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不崇礼崇拜偶像，以天然为师，一时遂蔚为时尚。

　　或许，“天然天成”仅仅作为书法志向，似一面旗号高高矗立在书法家猛进的前方，永久可望而不可抵达；而“故意”确似书法家坚实的屐履，尽管时有鄙夷但却无法回绝，总是深深镌镂在书法演进的年轮中。晋虞龢在《论书表》中记载：“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就仅是书法家临写摹拓之故事，而从艺术发明进程来看，几乎悉数书法家都在艰苦磨炼中留下“故意”印记，闪耀在书法前史星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