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留意的是，与拓本博古画的展开一脉相承，晚清至民国时期以黄士陵、孔小瑜为代表的画家用笔墨描画金石、铜器形象，并饰以折枝花卉的博古画也大量呈现。只是这种博古画并非以金石拓本为创作载体，故只能称之为“博古画”，而不能称之为“金石拓本博古画”。在美术史的意义上，画家对金石全形拓本的补绘，使画面的构成元素愈加多元化，也顺应了金石学家、收藏家和市民阶级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金石拓本入画，则直接拓展了绘画的金石兴味，为画面的金石气息注入了强大的视觉张力，构成了悬殊于传统中国画的审美体验，这无疑是中国绘画史的一次艺术改造。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以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为代表的海派画家，以拓本博古画的方式，把市民大众的美好愿望，以严肃而又清新的作风加以展现，丰厚了传统中国画的审美内涵，为画坛留下了具有共同审美意味的绘画方式。立足于传拓史的意义来看，金石全形拓片成为画家的创作载体，使之在表现方式上得到创新，这种画、拓分别的新方式愈加有效地促进了金石拓片的社会传播，使其在走向大众生活方面获得了新的途径。由宋代博古图到清代拓本博古画的展开，折射出金石学影响下社会文化思潮和艺术旨趣的变化。而在拓本博古画的创作过程中，画家、金石学家和收藏家之间的互赠拓片、相互题跋和共同鉴赏，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艺术创作的互动与协作方式，这共同进步了拓本博古画的创作水平，推进了金石学的繁荣展开。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时期背景之下，上海地域拓本博古画所具有的商业性与世俗性特征展现了其大众粗浅的市民美术特质。固然拓本博古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犹如稍纵即逝，只是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盛极一时，当今画坛也鲜有画家从事这一题材的创作，但其共同的审美内涵却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其所呈现出的金石气息与笔墨神韵的圆满分别，也给当下书法题跋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自创和思索，这正是金石拓本博古画的历史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