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用“吴装”，为取其淡逸，将古来的这种“错版”有心栽花式地独立为一种画法，少少量胜多多许，应对了当时苏东坡提出画外求韵的文人画理论。米南宫称李公麟作画“于澄心堂纸上痛自裁损”，从此画幅变小，仅为悦目赏心的独乐乐，再也不是雄壮渊博的宣教别人，标志着我国绘画史上从传统政教著色画一变而为自娱的文人水墨画的一次意义极点严峻的起色。

　　黄庭坚在《五马图》跋中称赞李公麟志向崇高，却动听地暗示了他因耽于绘事影响仕进。与之构成明显对照的是，苏东坡对其酷爱的书画的心境是：“可留神不可寄意”，即可为文娱，绝不可专注。苏东坡担忧的，正是如李公麟一般的“玩物丧志”。苏东坡所画枯木竹石，率性涂抹，怪怪奇奇，纯系文娱。首要提出文人画理论的他，后来也因此成了文人业余画家之祖。相对而言，李公麟无意仕进，专注绘事，践行了苏东坡等主张的文人画理论，其画却成了令苏东坡、黄庭坚心驰向往的高品，成为文人专业画家之祖，更为后来的赵孟頫导夫先路。李画与苏画在理论与实践上展示出的喜爱与风格的不同，从《五马图》的画与跋中，亦可见出端倪。

　　李公麟绘画上承唐人遗风，下启赵孟頫元一代文人画新风，有着继往开来的严峻意义。

　　自相同师学李氏画马的赵孟頫横空出世，或许说自元以还，以文人画为主力的我国画家不再注重人物而转向了对山水的表现。假定我们将北宋乔仲常、南宋马和之这两位师法李公麟、善画人物并兼山水而不被人们注视的重要画家的作品，与元代山水画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见出由宋至元的山水画风由深重到淡逸、由描绘到书写的变迁，从中也可以见出李公麟画风对后来文人山水画的影响。此中的另一大起色，乃是从“吴装”到“浅绛”的改动。《五马图》这类标准的“吴装”淡彩，至元一变为黄公望以赭石加花青的浅绛设色，意味着连绵六百余年的文人山水画正统派的基调，早在赵孟頫之前的李公麟，就已初定。说白了，“吴装”乃是人物画的淡彩法，“浅绛”则是山水画的淡彩法，其间要害，就是李公麟所寻求的淡逸。可以这么说，正是李公麟画人物鞍马的“淡逸”风格，为后世的文人山水画翻开了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