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唐，书法家都把阴阳和局势作为书法艺术的表现方法，尤其是通论性的著作特别侧重形和势的表现，并且都以形和势来命名的，以形为名的著作有成公绥的《隶书体》，王珉的《行书状》，萧衍的《草书状》（体和状与形同义），以势为名的著作有蔡邕的《九势》，卫恒的《四体书势》，其间包含《字势》、《篆势》、《隶势》和《草势》。细心研讨，所谓形重视空间的造形问题，所谓势重视时刻的节奏问题，而空间与时刻是一切物质的存在根底，也便是道和天然，古人讲“三十年为一世”，“划地为界”，又讲“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为宙”。

　　国际和国际都是时刻与空间的一起，书法艺术以时刻节奏与空间造形为表现方法，其实便是在论述人们的国际观和国际观。因而回过头来细心分析蔡邕的话，短短二十二个字，不只阐清楚书法艺术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并且也阐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络，这便是：书法的表现内容推进了表现方法的翻开，即从天然到阴阳再到局势；而表现方法翻开的效果又回到了表现内容，即从局势到阴阳再到天然。这种联络阐明体用不贰，方法与内容实质上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讲方法其实便是讲内容，讲比照联络讲阴阳讲局势，其实便是讲天然讲道讲混元之理，方法即内容，正因为如此，清代人刘熙载的《书概》在引用了蔡邕的这段话后弥补说：书法一方面是“肇于天然”，这为天道，为天然规矩，另一方面还要“造乎天然”，这为人道，为书法家的寻求政策，书法家的任务便是运用方法来表现内容，运用阴阳和局势来表现自己对国际人生和天然之道的知道，这种与内容高度一起的方法便是方法构成所主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