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棠（1865~1924年），清末民初书法家，字镜蓉，榆林双山人（今榆阳区麻黄梁镇双山村），与于右任、王雪樵并称“陕西书坛三杰”。有人曾评价李棠的书法形神皆妙，自成一体，榆林本地的匾额很多也是出自其手。

官场腐败弃官回乡

李棠出身双山村一个小盐商家庭，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李棠自幼便聪颖异常，13岁考中秀才，18岁又考取举人，后赴京参加会试落榜，遂入北平书馆继续攻读6年。双山村83岁的高士杰老人至今还记得双山流传的一句话：“张也李棠，李也李棠，李棠十三进考场”，说的便是李棠幼年便考取功名的故事。

民国初年，榆林籍文化名人、时任《民立报》主编的张季鸾因参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被捕入狱。李棠与在京同乡人士多方联络、周旋，联名将张季鸾保释出狱。

出了书院入官场，民国初年李棠曾在靖边当县长。据《榆林文史资料》第五辑记载，当时贺兰山哥老会头目高志清因反对地方军阀统治，聚集起2000余人举行起义，后被军阀重兵合围，终因众寡悬殊失败。高志清后率百余骑逃至靖边，求李棠庇护。李棠自知势单力薄，便劝说高志清解散部下，高从其言。

李棠在靖边主政期间，削减杂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捐资办学，救济贫寒，深受百姓爱戴。辞职回乡时，百姓夹道欢送，称颂他“两袖清风，廉洁奉公”。

为何李棠只当了3年县长？高士杰解释为：“过去穷人状告地方豪绅，豪绅便会送钱给官员以疏通关系。不收他们的钱，就把他们惹下了；收了钱，就把穷苦的老百姓给亏了。李棠就是看不惯官场的贪腐、贿赂之风，倒不如弃官归隐落得省心。”李棠侄孙李鼎锡还有另外一个说法：“那时断案主要是根据告状人的诉状和状师的辩论进行审判，有钱人请来的状师巧舌如簧，老实的、没文化的受苦人往往不善言辞。李棠认为这样无法了解案件真情，断案就会存在偏颇，当这样的县长太亏穷苦人，所以就辞职不干了。”

李棠弃官回榆后，主要从事书法和讲学活动。他在当地的声誉也极佳，各界公推他担任商会会长。在李鼎锡的印象中，李棠话不多，是个文人，字写得很好。

归隐田园，了此一生，李棠的仕途就此结束，但他的书法自此日臻成熟。

归隐田园情寄笔墨

李棠早年就曾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书法竞赛，名列第七，因此他于书法之造诣是尽人皆知的。“李棠的字写得好，钟楼上也有李棠的字。”高士杰老人说道。钟楼位于榆林城内大街中心，三楼门额刻“蜚英腾茂”“万流仰镜”，均出自李棠、白介征之手。这些横匾，至今仍镌刻在榆林钟楼上。

位于榆林市北3公里的红石峡有“塞上小碑林“之称，其摩崖石刻群中的“功在名山”便是李棠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书，据说是为赞誉刘宗周、高折五两位留洋的“海归派”秀才而题，所以李棠题写他们署名的时候还故意把姓写在名的后面，“刘宗周”和“高折五”变成了“宗周刘”和“折五高”了。

“双山村内的三官楼、老爷庙和城隍庙原都有李棠留下的墨迹，但‘文革’时期被泥糊住了。”高士杰说道。李棠还为官宦人家题写过中堂的字，然而这些作品在文革时基本都烧没了，现在留存的也不多。李鼎锡说：“高要男（音）医生家里有一副中堂，高要男和儿子也去世了，不知他的孙子们还是否保留着。”

此外，高家堡古城洞庙还有李棠题留“飞霞”“叠翠”二块石额分嵌南北洞门，笔意酣畅。

记者还曾在榆林市民族宗教局调研员康治祥的家里，看到了一块留有数道锯痕的匾额，上书“辛酉年桂月新盛泉镜蓉李棠书”。康治祥告诉记者，该匾额为1921年李棠为榆林城内刘姓“新盛泉”油坊（今凯歌楼西南侧）所题。上世纪90年代康先生在一座四合院看到这块匾额时，主人正在准备将它锯成烧火用的柴，康先生便花了10捆柴的价格——10元钱，将匾额换下，李棠的一件宝贵作品方才“虎口脱险”。

1924年，李棠病逝于榆林，享年59岁。李鼎锡告诉记者，“李棠没后代，娶过两房夫人，一位是蒙古人，一位是榆林人尉氏，两房夫人都没有生养，我的父亲（李廷甫）就一子顶两门。所以李棠墓碑上的孝子写的是李廷甫。”他还说，“李棠的“棠”字应该是，我爷爷这一辈不管你叫什么，名字都得带三点水。后人只知道他叫李棠，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字，就写成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