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中大量陌生、偶然鸟类的存在，说明宋代花鸟画家在创作时，直接取材于野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写生”。从而也说明，写生并非西方美术的传统，更是中国绘画早期的传统。不仅《宋画全集》中大量存在以“写生”命名的作品：写生珍禽、写生蛱蝶、写生草虫、写生栀子、写生紫薇……画史论著中也有不少“写生”的论述。然而，由于工具不易携带和不便于野外使用，中国传统的写生到底如何开展，画史和画论却一直语焉不详，缺乏实证。

　　在故宫博物院藏佚名《绣羽鸣春图》中，作者为我们留下了宋代花鸟画写生的证据：画中白鹡鸰的脚上多了一根细线。这应该就是画家在创作这幅画时，面对的真实状态：有一只白鹡鸰被一根细线牵着，绑在一块湖石上，画家可以借此描摹写生。画家有意无意留下的这根细线，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宋代的画家，很可能是活捕这些鸟类，然后用一根细线绑在其出没的生境中，或地面或树枝上，任由其跳跃，用于观察，这样形和神都兼顾到了。

　　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模仿自然，逼近真实，是宋代花鸟画普遍的追求。

　　写生求形似，写意求传神。一幅花鸟作品，如果能够做到形神兼备，应该可以算是上品了。但宋代画家的追求不止于此，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个“理”字。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说：“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文同更进一步说：“于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生死、新老、烟云、风雨，必曲尽真态，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苏轼和文同所强调的“理”到底是什么，对于“晓画”和创作如此重要?对此，普遍的解释认为，苏轼和文同所指的“理”，与宋代理学的兴起与盛行有关。该学说认为，万物的背后，必有一“理”。其中的“理”，接近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道理”和“原理”，或者“客观规律”。那么，在花鸟画中，画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宋代的画家又是如何讲究的?

　　通过研究发现，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体现在宋代花鸟画家的创作细节之中。首先，不同的鸟类有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其次，鸟类与季节的关系也值得留意。我们并不能在一个季节看到所有鸟类，因为很大一部分鸟类具有迁徙习性。植物花卉更有明显的季节性，植物、鸟类与季节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画理。再次，鸟类与食物的关系，同样值得特别关注，不同的鸟类，捕猎或觅取不同的食物。最后，鸟类的行为、姿态等等也不可忽视。

　　以上海博物馆藏李迪《雪树寒禽图》为例。南宋宫廷画家李迪，画了一只楔尾伯劳矗立于冬季树叶尽脱的荆棘枯树枝头。对于南宋都城临安来说，楔尾伯劳属于冬候鸟，主要栖息在乡郊旷野地带，多单独活动，常见其立于枝端伺机捕食的情景。伯劳有一个特殊的习性，喜欢把猎取的小动物贯穿在荆棘或细枝上，所以，伯劳往往和荆棘枝条同时出现在画中。李迪所画不仅形态写实，姿态传神，在鸟类与季节、环境、食物的关系上，在鸟类栖息和行为方面，均能严格遵循画理。系统梳理现存的宋代花鸟画，我们会发现，类似《雪树寒禽图》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形理两全”是宋代画家的普遍追求，甚至是最高追求。

　　今天我们讲宋画的传承，需要强调的是后世画家对宋画风格、技艺和精神的传承，以及对宋画法度的传承，无论是写生摹形，还是写意传神，宋代花鸟画对于法度的把握，对于形理的追求，都值得当代创作者借鉴。(来源：光明网 作者：陈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