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可知，1921年这一时刻段，除芥川龙之介和中川忠顺之外，至少还有大村西崖在陈宝琛家亲眼目睹过《五马图》卷。大村还对此作了具体记载和摄影，而作为陈宝琛外甥的刘骧业不只为此竭力斡旋，一同也是这一进程的亲历者。

　　大村西崖归国后，即着手拾掇在华所获文献材料，尤其是于京津等地摄影的七百余张我国古名画，将相片贴在拾掇用纸上，并标明阐明文字，首先于1922年2月17、18两日在东京美术校园展览，后又在大阪、金泽等地讲演时展出。当然，其间就有李公麟《五马图》卷。而且，就笔者现在所知，大村西崖也是最早将《五马图》卷及其所藏信息编入美术史的学者。其早在1925年编刊的《东瀛美术史》中，在扼要概述李公麟生平成果后，就明确指出：鞍马人物之白描实为古今独步之神品。其遗作五马图卷乾隆以来至今尚存于清室内府。(《东瀛美术史》，图本丛刊会，1925年)其他，作为教育参看，大村还方案另行出版一册包括《五马图》在内的图录，但他不幸于1927年初病逝。后根据东京美术校园校长正木直彦的主张，由同伴田边孝次将原方案中的图录拆散，将相片别离刺进本文中，扩大为上下两卷出版，下卷第257页即有李公麟《五马图》插图。可以说，大村西崖与前述中川忠顺一道，为在日广泛和行进李公麟绘画艺术，尤其是扩展其《五马图》之影响做出了奉献。一同不可否认的是，也为这幅画卷终究丢掉日本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