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碑本不可胜数汗牛充栋，若论碑本的“知名度”，差不多就该数这“全国三大行书”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轼的《寒食帖》。我疑惑的是，在历代汗牛充栋的行书发明中是怎样选定这三件的呢？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细细想来，在前史长河里，这三件作品被集体无知道地选择并推扬到如此高度，是书法艺术的实质所选择的。

　　书法也需有“味儿”

　　今天人们喜爱说书法是“视觉艺术”“造型艺术”，注注重觉作用，尽管不能说错，但过火偏重了书法的美术化、技术性、工艺性，提毕竟是就“字”论“字”看问题的结论。熊秉明说，书法是我国文明中心的中心。不论这句话是否夸张必定，但这句话触及到了书法艺术的文明特质，这是问题的中心。书法艺术的魅力正是从这个文明特质里成长出来的，而不是仅仅从其外表的视觉美丽、技术精深描绘出来的。在三千多年的书法前史翻开中，历数一件件名家发明，每一件作品中所凝聚着的文明意味的雅俗、文明含量的多寡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初看来书法艺术就是毛笔书写汉字的行为，毛笔书写汉字当然是要人们用眼睛看的，用眼睛看的艺术天然也就是视觉艺术了。但是不是这么简略，因为作为凝聚其间心的文明意味和文明含量是眼睛看不准乃至看不见的。我国的诗词、绘画、戏剧、音乐当然包括书法，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起的，而且书法艺术更具有典型性。被称为“戏圣”的余叔岩这样说：“我唱我的戏，我的腔儿，我的身段，我在台上都做给您看，好与欠好让您自己说，叫好我不敌视，当时叫也成，当时不叫回家叫也可以，过一年或十年您想起了我某一出戏，遽然您叫了一声好也成，随意您，横竖我不要您当时叫无缺，一出戏院的门口就什么都忘了。”他的弟子李少春说得更直接：“唱戏唱什么？还不是唱个滋味吗！滋味要越听越有味儿，越长远越有味儿，好，当时味挺浓，一会儿就完了那不成了屁啦吗？”这是当年李少春对“话剧皇帝”石挥说的话。（《石挥谈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那“滋味”毕竟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京戏唱作念打扮演程式里面特有的我国文明意味与文明含量的凝聚，脱离这个“凝聚”，相同精深的扮演技艺就变成杂技杂耍了。已然唱戏是唱个“味儿”，那么，写字又何曾不是写个“味儿”呢？但是，点横撇捺的羁绊跳荡中，这个“味儿”的“凝聚”是怎样凝聚进去的呢？这是问题的要害，但这问题十分复杂，须分隔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