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秀的“易地之战”说得到了旅美学者洪再新和青年学子魏祥奇高度认同，继而加以极大的发挥。洪再新是最早承认“利”是这场“论争的地域特点。”他引用了李伟铭先生在给他的私家函件中的一段话：“新派依仗权势，旧派喜爱古物，所谓儒者谋生为榜首要义，先要生计，接下来才是文明，新、旧之间，脱离一个‘利’字，必定谈不到实处。……又细读《国画月刊》一遍，那里头的怨言，挟名利之私愤，无不发散一股令人掩鼻的铜臭。”

　　若说为“利”是高剑父挑起论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同还说得过去的。1913年上海的《内情画报》终刊后，正值上海鸳鸯蝴蝶派蜂起的黄金时期，为投合时髦潮流，他们兄弟办了“审美书馆”，与郑曼陀协作，许多印制佳人月份牌画，以“裸体佳人”、“半身佳人”、“各国爱情画”画，“活人摄影”、“名家手笔”作招徕，一时称雄上海画坛，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找到了他们在上海安身立命的最佳方式。后来吕澂致函陈独秀，剧烈地打击了月份牌画家及其艺术：“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逐步撒播，乃俗士鹜利，体贴入微，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投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天，言绘画者，几莫不以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为能（海上画工，惟此种画间能成巧；然其相貌不别阴阳，四肢不成全体，则比比是。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想象，尤堪叹气。）充其极，必使恒人之美情，悉失其正养，而变思维为庸俗肮脏然后已。乃今之社会，竟无人洞见其非，反容其立学校，刊杂志，以貌同实异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贻害青年。”此论一出，各界对月份牌佳人画的声讨之声不断。唐隽在《告上海美术界中活动的诸君·上海美术界的解剖》中对那些只热衷于“办无谓的画报、印无谓的画帖、画时装士女画、拍裸体照、画擦笔肖像者流”定性为“谋利沽名”、“为己”，是“肮脏的”。“什么叫美术？什么叫做研讨和建议？他们也是一概不明白的……这样的‘市侩艺术’，在美术兴旺期，天然消除，固无侵略之必要，但是在我国美术的萌生期间，是万不能容他存在的”（《美术》第二卷第三号）。看来这是高剑父毕竟悄悄地脱离上海的原因。高剑父回到广州后，依据文献记载，除了办学、画画，便运用官场联络狂置地产，据黎葛民、麦汉永说，高剑父“下半生的首要入息，仍以绘画和收租两项比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