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象”“形”一经老到，脱节其桎梏便成为书法家寻求，“形外之意”正是“韵”得以生发的基础。晋书法家既崇尚山水林风之大天然，也推重心里坦率直爽、清闲自得的“必定清闲”，体现在书法上就是不成心修为，一任笔墨天然活动，这在酷似“草稿”或“速写体”的信札小品中得到充分体现。信札一般不预设笔法、字法、规则，大多随心架构赋形，陆机《平复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珣《伯远帖》等，用笔多按锋即下，疾驰如电，笔势环转牵引，贯穿上下，字势灵动妍丽，直夺天然。对此，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评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址，而想前人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算了。盖其初非意图，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而宋朝，受时代影响，书法家总体上胸襟已没有晋俯仰自得的太虚之境，也缺少唐立马横刀的天纵其情，更多地体现出踱步沉思的独微处幽，他们虽也崇尚天然，但视域、胸次多束缚在情感、文理这一方六合中，以此来体会“意”的喜欢。苏轼《答谢民师书》中说：“大约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天然，姿态横生。”在《石苍舒醉墨堂》中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这种“形外之意”涵泳味绵、宛转回肠，所产生的韵致更多地了解为是对唐楷书威严法度、定型程式的反叛，而落脚在满纸笔墨烟云上，少了酣畅淋漓，少了惊世骇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