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是最早运用印刷技术进行图像复制与生产的先行者。中国雕版印刷术自隋唐便开始运用在历书、典籍及课本等出版物的刊印中，至宋已广泛应用到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并形成了官刻、寺刻和坊刻三大出版系统。明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鼎盛时代，其时，不论是出版物的数量或种类均达到空前水平，形成了“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的境地，产生了“冠绝群书”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彩色套印经典之作。

　　19世纪西方照相石印术传入我国后，传统雕版印刷业遭遇毁灭性打击，面临技术迭代而被淘汰的绝境。上世纪30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有感于优秀传统雕版技艺消亡危机，他们与荣宝斋合作，策划组织刊印《北平笺谱》，除公开销售外，还将部分成品寄给国外一些重要的博物馆以使古老的传统绝技得以存留。翌年，郑振铎委托赵万里先生从王孝慈先生手中借得初版《十竹斋笺谱》藏本，依然请荣宝斋用“饾版”和“拱花”技艺仿原件翻刻，又获极大成功。“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在此技艺经验积累基础上，荣宝斋开始拓展以艺术审美为目的的书画印制新领域，1945年荣宝斋成功印制了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徐悲鸿的《奔马》等作品，突破了大尺幅饾版套印的技术瓶颈。

　　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的荣宝斋重获新生，在雕版印刷技艺传承发展上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多种资源的整合与投入，一批身怀绝技的雕版印刷匠人会聚于此，他们在秉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守正创新，研创出一套操作流程规范的“木版水印”技术系统。1954年荣宝斋发明了印绢上水法，攻克了绢画印制的技术难关，开创了木版水印印制绢本绘画的先河，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刷的空白，尤其是《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这4件巨幅绢本木版水印作品先后成功问世，将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雕版印刷技艺推向了巅峰。

　　中国现代水印木刻是上世纪3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原创性版画艺术形式，它一方面从传统雕版木刻中汲取深厚的滋养，另一方面也吸收融合西方套色木刻以及日本彩色木版画技术，最终形成不同地域艺术风格的现代水印木刻版画，如以表现江南水乡为特色、清新雅丽的江浙水印木刻，刻画白山黑水的北大荒水印木刻，富有少数民族风情的四川水印木刻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曾对中国版画教育产生过深远影响，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的黄永玉先生就来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技艺并创作了中国现代水印木刻经典之作《阿诗玛》组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也在50年代初派夏子颐、张玉忠两位教师北上荣宝斋学习并将木版水印技艺带回学校，设立紫竹斋进行教学。可以说，中国现代水印木刻艺术也是千年中国雕版印刷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如今它已成为中国版画领域最具中国文化特质与内涵的艺术样式。

　　2000年后，水印木刻艺术创作全面进入了当代语境。纯粹的风景或风情性的描绘作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对当代社会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外来文化撞击所产生的深度思考与视觉呈现。这其中既有将水印木刻当作传统文化媒介的观念性创作，也有探究水印版画表现极限的艺术试验，还有从材料物性出发所进行的印痕比较研究等。年青一代的艺术家更是在观念与技术上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突破，他们试图在东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个支点，并在技术实现上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创作更复杂、更具有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的水印木刻作品。

　　现当代水印木刻板块，便可以看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水印木刻在不同历史语境以及技术条件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通过这样的线性贯通，观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雕版印刷这一古老绝技中所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无限的艺术表现力。(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