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院派艺术对我国绘画影响如此之大，普桑作为法国学院派教宗，其作品来华的机会却不多，迄今约有四次。第一次早在1982年，他最负盛名的《阿卡迪亚的牧人》（约1639）来北京展出（见于“法国250年绘画展览”），第二、三、四次却隔了30多年，别离见于2014年我国国家博物馆的“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2017年中华世纪坛的“安格尔的大师之路”展与2019年上博的“美术的诞生”展。这些作品就有我在国博见过的 《奥维德的凯旋》（约1625），和上博所见的《墨》（约1626），恰都是他初到罗马时的作品。那时普桑受雇主之邀，描绘了一系列以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墨丘利等的场景，充盈着美丽的主神和心爱的小天使。此后他转向崇高的前史体裁，在画作中注入高贵的思想而成法国古典艺术的教宗。但是，从他前期的罗马作品不难看出，即便去掉那些考古学、前史、哲学及心理学的种种剖析，我们也能毫不费力地感到画作自身和谐的魅力，尤其是线条之美，那既来自普桑年青时追慕的拉斐尔，又凝聚了他个人的天才。这种由普桑开创的高雅精巧的绘画修辞美学，归于法兰西民族独有，也藏在后世一代代法国艺术家基因里，否则无法解释，在新古典艺术离场之后，现代艺术的前驱仍对普桑恭顺有加：年青的德加描画普桑的作品，马蒂斯专门去同一地点画普桑画过的景色，塞尚说，“每次我从普桑那儿回来，我便更了解我是谁。”

　　说回文章开端提到的普桑画作《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那是画家对公元2世纪古罗马安东尼瘟疫的愿望。普桑在他芳华渐逝并遭受苦难的重生后，对前史悲惨剧闪现出理性考虑。现在人类现已远离了那个古希腊的志趣美时代，普桑在“阿卡迪亚”墓碑上的题辞并未过期，惟有坚持画中的牧人与少妇那般的严厉姿态，才更有或许达至心中的田园村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