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父“艺术救国”最多只逗留在“成教化，助人伦”的层次上：他在写给泰戈尔的信顶用的是“美育救世”之说，1933年《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国际》中则标明“剑尝誓以艺术救世为职志”；在《传道》中，亦有“咱们当以艺术救世为怀”之语。由此可见高剑父的“艺术救国”标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宗教色彩。更重要的是，高剑父“艺术救国”的不好隐藏着剧烈的个人的和小集团（派系、同门）的私欲，他点破对学生说：“画得好，为全国最廉价的作业，既可自娱，又可为民众服务，又可得名，又可得利，且人人慕名，处处凑趣，片缣尺素，人争购藏，千秋业世，奉为洪宝，各国美术志、画谱、美术史，无不大刊特刊你的著作，无不大书特书你的大名，不独扬名声、显父母，更可为祖国争气、公民谋夸姣。”又说开画展不只能够让艺术界知道到折衷派的艺术思想与风格，一起“又可使各人之画誉增高。且于报纸、杂志、画报各刊物宣扬各人之著作，使社会上、国际上留一超卓之形象”，“倘时刻有恰当造就之时，尚藏诸名山，亦非国际大开门户之新年代所宜。虽然古人有身后数百年或遇知己者，然已吃亏不少。”而这些都是黄宾虹所不齿的。当学生戴云起欲组“黄（宾虹）张（大千）同门会”时，宾老“力阻之”，劝其“勿蹈标榜之习，须从学识上喫苦”。关于展览、出版，黄宾虹以为“自来名利皆足招尤，画展诚非素志”。“自作宜自保重。非真成功，不出示人”；“好学不怠，皇皇整天，怕不如人。”尝言“窃以学识、品德、文章三者，皆不行假以虚誉。故古人寻常酬应之作，取入刊集过多，已足损品，况以瓦缶之鸣，而杂笙璈，其必不能动听清听明矣。”他殷殷劝诫弟子及友人：“现在欧美学者崇仰中邦美术，于画理多所知晓，津津而乐道之。我邦画者不习画法，不观古今名迹，不读前人名论著作之书，不友海内外通人，以扩闻见，而以展览欺愚蒙众，以高值骇吓富豪。此颜习斋大儒所谓‘诗文书画，全国四蠧’，诚痛乎其言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