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盘绕王安石的争议好像从未连续，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仍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往后我国前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汹涌新闻·私家前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延聘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现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在宋代著名诗人当中，王安石喜爱篡改前人的诗句是“大名鼎鼎”的。钱锺书先生玩弄他：“每遇别人佳句，必巧取豪夺，面貌一新，百计描摹，认为已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会集作贼，唐宋我们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谈艺录》）

　　在这些篡改之作中，既多有后发先至、转出益精之作，也不乏画蛇添足、画蛇添足之什，“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著斧拆补之痕迹。”其间，如把南朝诗人王籍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改为“古诗鸟鸣山更幽，我意不若鸣声收”以及“茅檐相对坐整天，一鸟不鸣山更幽”之例，最受后人诟病。南宋曾季鲤评曰：“荆公绝句‘茅檐相对坐整天，一鸟不鸣山更幽’，却觉无味。盖鸟鸣即山不幽，鸟不鸣即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能不如南朝之诗为工也。”（《艇斋诗话》）清代翁方纲也批评道：“‘一鸟不鸣山更幽’，自不如‘鸟鸣山更幽’。王介甫好争短长，如此类之小者亦然。”（《石洲诗话》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