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从整幅的规矩布局进一步来了解苏轼此作笔墨的特别之处。第一首诗侧重叙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且年年苦雨，致使“病起须已白”。情感是低沉的，笔墨的律动也是平实而低缓的，第四、第五行稍作凹凸，第六、第七行即归安静。相比之下第二首则较为昂扬悲怆，“春江欲入户”至“空疱煮寒菜”三行用笔迅疾、劲爽、猛利，如同一首乐曲在即将面向高潮之前的烘托酝酿，至第十一行“破灶烧湿苇”则如整首乐曲的最强音骤然响起，一下子使作者激愤楚切的情感心绪得到了淋漓的迸发与宣泄。接下来的几行此伏彼起层层递进，困厄的日子让人竟忘记了祭祖烧纸的寒食节日，看到飞鸟衔纸远去，才想到已是清明节了，一位旧日收支宫殿的重臣，一个八斗之才的文人，此时却谪居异乡离家万里，此情此景怎样不触动诗人那颗活络的心，思念家乡，顾虑亲人和老一辈，不由得“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已然是去国怀乡欲哭无泪了。可见这件千年永存之作的特别意义绝不只仅在于其笔墨的精妙，而更在于其诗情墨韵与作者品质修为的调和一同，这是作者以一颗悲悯“大心”对人类永久情感的适意与畅意，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千年不泯的剧烈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我们不能把对苏轼诗文的了解简略地照搬套用到对其书法艺术的了解上，对书写内容的了解不能替代对书法艺术本体的知道。作为书法家的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建议者与实践者，他所提出的“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观念对宋代乃至往后的行草书风影响巨大。一个“意”字，让我们天然联想到比如“意趣”、“意味”、“意态”、“意境”等审美形象的意趣情味。熊秉明在《我国书法理论系统》中将其阐明为“一种安静、愉悦的创造”，侧重的是一种创造中的抒情性，这是较为准确的。立足于这样的艺术主场，苏轼在用笔的技巧方面则较之老一辈如“尚法”的唐人更为轻松天然，更推重适性悠闲。这就不能不说到他那异乎寻常的执笔法——偃卧笔法。何谓“偃卧”？《说文》这样阐明：“偃：僵也。凡仰仆曰偃。”其老友陈师道应该是十分了解苏轼执笔的，他这样描绘：“东坡作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可见，“僵”就是“不动”之意，“仰仆”是指毛笔的锋毫与纸面成必定歪斜视点，而不是直立式的，运笔时毛笔的毫端天然就常常处于偃卧情况。“以手抵案”，则是说其执笔是很低的，枕腕并不悬腕。因为枕腕书写，故而只能以运指为主，毛笔锋颖的回旋余地相对要狭小许多。这种执笔方法的利益是线条点画的挥写十分必定平实，爽健舒畅，如“年”、“中”、“苇”、“纸”四字中的悬针竖，写来十分猛利刚烈，痛快淋漓，且破解了苏字喜作扁势的烦闷压抑之感，在整幅作品中起到了弄巧成拙的效果。短少之处则是结体时见促迫而不够舒展。黄庭坚讥讽苏字如“石压虾蟆”，并说：“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董其昌在其《画禅室短文》中也说：“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因此，我们在临写此帖时，不能不留心这些特征，要了解苏轼这种较为特别的用笔方法，既要力求临写得像，形神兼备；又不可东施笑颦，徒摹其皮相，终究神采捕捉不到，反落下一堆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