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抗美

胡抗美,1952年生于湖北襄阳,号鹿门山人、一席堂、得天庐、三觉翁。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第四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草书委员会主任、青少年委员会主任。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兰亭奖展、全国青年展、全国草书展评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四川大学硕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

  成就:

  书法作品多次入展全国展、全国中青展、兰亭奖展。作品被邀参加卢浮宫国际艺术大展和中日、中新、中韩、中意、中德书法交流展。应邀到英国、韩国等国就中国书法艺术进行学术演讲。

  理论著作出版有:《中国书法章法研究》《书为形学·胡抗美教学文献》《中国书法艺术当代性论稿》《胡抗美书学论稿》《胡抗美书法课徒稿》《中国古代用人智慧》等;

  诗词专著出版有:《盼兮集》《志外吟》等;

  书法作品集出版有:《中国当代书法名家·胡抗美》《胡抗美诗词书法集》《胡抗美书法作品》《情感 形式——胡抗美 沃兴华书法展作品集》《当代书法名家·胡抗美卷》《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胡抗美》《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创作档案·胡抗美》《中国书法家精品集·胡抗美卷》《进入狂草·胡抗美书法艺术展作品集》等。

  评论文章:

  进入狂草  

  沈鹏

  看过胡抗美君的部分草书,又读他断续写成的两万多字的《书法心得》,我确信他是此道中的有心人。执著,有见解,在当今浮躁之风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中,抗美颇为难得。 

  他多次表示,他的书法取得成绩,得力于临写。“回顾我个人的书法史,完全是一个临帖史”。这倒有点像米芾自白“集古字”而自成家。对此,也有人对抗美失望。学书要临古人名迹,这个谁人不知?但临帖的态度、方法,却可以说人各殊异。就大的路数来说,有人偏于肖似原作,直到酷似摹写;有人又以不肖为上,几乎完全脱离原作。这里,还要考虑到书写者的自身功力、修养等多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既然是临帖,就要求从临写的原迹中汲取精华,滋养自身。 

  然而历史上凡是称得起名碑剧迹的作品,其精萃部分决非单一,而表现为众多的侧面,取舍之间,因临写者的性情、基本功会有很大差异。倘若不是如此,王羲之以后的流派,岂不成了一个面貌?果如此,也就不成为流派了。面对同一古人(或一件名迹),即便表现在同一个学习者身上,早期与晚期也会有别。董其昌早年力追晋唐,“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赵孟?),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我们不必因此否定董其昌早年目无前人有着合理的进取精神,也不因此就对赵孟?不加分析。赵孟?的价值是一个客观存在。取舍之间,自有见仁见智。我想这样的法说不至于被误以为无原则的“圆通”。 

  善学者,择取自己所需要的那份营养,胡抗美懂得这一点———别小看这一点,要懂得很不容易。包括胡抗美和我在内,不可能“全懂”。它需要知彼知己。知彼,是识得古人的妙处;知己,是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自己缺少什么而又能够吸收什么。知彼知己是一个集合点,它不靠逻辑推理,全凭直觉。直觉又是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所以临帖不是例行公事地完成任务。胡抗美在实践中体会:“千百遍地用心临帖……这就是神似。”我认为他说的“用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真努力,而是在创作中与“手”相应的那个“心”,是要调动全部情感、意志、悟性进入书写的那种状态。照此,临写就已经与创作的心态相通,虽非“创作”,但是“虽不忠不远矣”。反之,如果名曰创作而缺乏“心”的主宰,没有“心”的投入,那么便不可能真正进入创造性劳动。而劳动如果是创造性的,便不会满足于单一的线性思维,便会向广度和深度掘进,并且产生突破以往成绩的趋势。抗美君在理论上的主张多元化也反映了他在创作实践中致力于多种书体融合的意向。“融多种法度于一身”,这里的“法度”确切地说似应为“技法”“笔法”,做到了这一点,抗美认为便是“对法的灵活运用”,反观抗美的书法作品,也确实在多种风格的融合中探索自己的路。他的狂草竭力将“二王”、黄庭坚、米芾、王铎等大家融会贯通。当前写草书者不乏其人,而进入狂草者甚少。我们时代充满着快速的节奏,呼唤着昂扬进取的精神,也决不排除视觉的刺激性。可是相比之下,狂草的凤毛麟角令人遗憾。这首先是狂草书法难以理解,接受者少。对书写者来说,学习的难度大。不仅写好楷书、行书不足以成为狂草的基本功,甚至写好一般草书要进入狂草也还要有一个质变的过程。狂草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狂草要有更高的创造力,其重要特点也是难点之一,是要打破“行”与“列”的界限,在不损害字体规范化的前提下使字的结构变形,上下覆盖,左右通达,实现有限范围内的无穷变化。它不是简单的一般草书的扩充。狂草写长轴固然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而横卷因其宽度有很大的扩展余地,所以能有大的发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怀素《自叙帖》、黄庭坚《诸上座帖》、徐渭《自书诗帖》、王铎《秋兴八首》等都是杰出的范例。从抗美的狂草来看,对横卷的把握能力可能在他的一般作品之上,他能够打破行与列的界限,倏大倏小,亦刚亦柔,干湿并用,纵横驰骋,表现了胆力,在良好的感觉中渗透了个人的理解。 

  胡抗美君敢于在狂草上下功夫,是很值得肯定的。处于沉稳的抗美,在书法中表现为放荡不羁,也许可以说正是他内心炽热的一种外观。而他对笔法的认识,应归于理性思考。我以为符合中国书法的本质特征。草书的变化多端,追本溯源仍在“一画”。把笔法置于书法艺术的首位,并不贬低结体的重要性,然而结体的价值只有在笔法的主导下才得以充分发挥。“任笔为体”既是无视笔的重要,也是对体的损害。“聚墨成形”破坏了形,也首先是对笔的蔑视。曾经学过中医的胡抗美,从《黄帝内经》的阴阳辩证原理得到启示,认为线条“由阴阳构成”,可见他对线条的理解没有陷入简单化,线条自身也是上下、向背、正侧等对立面的统一体,正因为如此,线条才有运动,有生命,一波三折,“由一画至万画”的无穷变化,线条也才能成为书法的根基。胡抗美不满意“习惯性定势线条”,基于他对线的基本理解。 

  胡抗美在反思自己的创作时,直言对碑(魏碑以及广义的碑学)的学习不多。写狂草而要从方笔居多的碑吸取营养,确有困难;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学碑束缚狂草途径,使创作思想不得解放。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此处我只想从宏观上再重复一次前面提到的思想:既然胡抗美认定了广收博取的重要性,他就可能也需要把这个思想继续下去。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原刊登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1月12日 第七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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